一、相关性规则。

证据的相关性主要从四个方面理解：其一，相关性是证据的一种客观属性。即证据事实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客观联系而不是办案人员的主观想象和强加的联系。此点自属当然。其二，证据的相关性应具有实质性意义。即与案件的基本事实相关。在刑事案件中，是指关系当事人是否犯罪、犯罪性质及罪责的轻重等，与这些基本事实无关的证据材料被视为无相关性。在由诉讼双方举证的情况下，注意所提问题以及所举证据的相关性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利地防止纠缠细枝末节拖延诉讼，也有利于弄清案件的基本事实。其三，相关的形式或渠道是多种多样的。联系的基本类型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必然关联与偶然关联，肯定性关联与否定性关联，单因素关联以及重合关联等等。这里应当注意相关性需达到一定程度，如果关联过于间接，相关性十分微弱，此证据可能被视为不具有相关性。其四，相关性的实质意义在于证明力。即有助于证明案件事实。因此可以说考察分析证据的相关性，其落脚点在证据的证明力。

对是否具有相关性的判断难以求助于某项统一的标准，因为相关性实际上是一个经验事实问题，也就是说，对某一证据材料或一项证据材料中的某一内容(法庭上控诉方或辩护方的某一发问)是否具有相关性，其判断主要依据的是裁判者的经验。华尔兹教授说：“法官们在决定大多数相关问题时大概都根据：①关于所提证据的“感觉”;②已确立的司法判例或法典化规则——如果有这些判例或规则的话。法官有时对证据有一种感觉、一种直觉的反映，其基础是他们的经验、常识、以及关于客观事物变化方式的知识。”他还指出，虽然对相关性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的检验标准，但时间的遥远性十分重要，如果一个旁证事件距受审查事件发生时间很近，就具有相关性;如果间隔时间很远，就不具有相关性，华尔兹的意见对我们颇具参考价值。

应用相关性规则必然涉及品格证据能否在诉讼中适用的问题。鉴于前述确立证据规则的考虑，我认为应当原则上不排除品格证据适用——如果凭一般经验判断这些品格证据有助于证明被告人作案的动机、作案的手段、作案的可能性等问题的话。但如品格证据的证明力太弱，即与案件事实本身的联系十分微弱，例如对一盗窃案犯举证，证实其多年的一件小拿小摸行为，这一证据事实虽然不能说与本案中的盗窃全无联系，但因相关性太弱仍应被排斥。同时，就某些案件的品格证据可以作出特殊限制，如性犯罪被害人过去的性道德情况，除非对证实性行为是否违背被害人意志所必需，否则应予排除。

二、非法人证排除规则

所谓非法人证，是指采取非法的方法，如刑诉法第43条明确禁止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对这些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其基本理由是：1、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对基本人权损害极大，应当严格禁止，而且禁止使用这类证据，不使违法者从中获得利益，是遏制这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2、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亦可能妨害获得案件的实质真实。因为“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违法获取的口供的虚假可能性较大。

对非法人证的确定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对那些整个证据材料的基本内容、或者主要内容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完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庭审调查。如果已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性，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考虑。但对仅有某些调查询问方式不妥(如某些询问具有不适当的诱导性)，则只需排除不妥的询问内容，其他部分，如诉讼对方不提出异议或缺乏合理的反驳根据，亦可作为证据使用。

就非法获取的物证，包括根据某些不合法、不妥当的询问所获得的物证(如根据口供找到作案工具)，在我国应当采用另一种方式处理。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物证抹煞其证据能力是不适当的。仅仅因搜查、扣押手续或程序上的小的瑕疵而让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未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这种做法在我国社会背景下尤其不会被认可。加之，我国刑诉制度对搜查、扣押程序的要求不够严格，侦查机关灵活性很大，是否违法难以界定。例如就搜查问题，我国刑诉法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以及其他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进行搜查必须 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刑诉法第109条、第111条)据此，侦查机关有很大的自由斟酌处理权，实际上可以对它认为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任何地方包括人身进行搜查而无须出示司法令状。在侦查十分灵活同时对强制性侦查手段缺乏司法令状制度的情况下，要求贯彻非法物证排除制度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实行这一排除规则的美国，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如：1、搜查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经一名司法官员批准;2、获得搜查证必须有正式的申请，而且必须以宣誓或者正式作证的方式来进行。向司法官申请时必须说明要搜查的地方，要扣留的物品，被扣留物品主人的情况，以及涉嫌刑事犯罪的根据。3、搜查的范围必须作严格的限制。搜查证必须具体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和扣押被认为违法，即使确系罪证，也应在诉讼中排除。除非符合某些例外情况，如符合“一览无遗”法则——警察能直接看到应扣留的罪证而无需搜索，同时应将此情况立即通知被扣押物品的嫌疑人。这说明，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使用除了必须有特定的价值观念基础外，还必须有技术性的制度支持。 笔者主张对非法物证原则上不应排除，但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通信自由权、隐私权、合法财产和住宅不受侵犯等权利应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对这些权利的司法保护也应加强。因此，今后对以明显违法，情节严重的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的，基于利益平衡原则可以考虑排除其证明力。当然，无论采取何种做法，对于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员，都应当进行有效的教育和必要的惩戒。

三、口供补强规则

这里所称补强规则，是适用于口供的一项证据规则。现代各国刑事证据法基于自由心证原则，只是对证据的可采性作某些限制(如排除传闻证据、排除非任意性口供等)，对证据的证明力，则不作更多限制，而是交由法官自由判断。但对口供，则有某些例外，许多国家限制口供的证明能力，不承认其对案件事实的独立和完全的证明力，禁止以被告口供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而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在英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由于重视诉讼当事人的意愿和自决权利，如果被告人在法官面前自愿作出有罪供述，法官可迳行作出有罪判决，不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只有对审判庭外的自白鉴于对被告人身心进行强制的可能性大，其信用性较低，因而须有补强证据担保其真实性。

口供补强规则是指禁止以被告口供作为定案唯一依据而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诉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要求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以其他证据作补强证明，从而确认了对口供的补强规则。

补强规则作为自由判断证据原则的例外，其成立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有利于防止偏重口供的倾向。由于真实的口供具有极强的证明力，如果允许口供作为定案唯一根据，势必使侦查、审判人员过分依赖口供，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获取，以至侵犯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二是可以担保口供的真实性，避免以虚假供述导致误判。而口供因种种原因确实存在虚假的很大可能性，即使是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也可能不实。为了防止基于虚假口供错误判决，有必要确立补强规则。此外，确立补强规则也是基于历史的教训。无论是我国，还是外国的诉讼史，都有制度性的偏重口供的情况。即以口供为“证据之王”，为获取口供而使刑讯合法化、制度化，形成了“罪从供定”的传统，从而造成了较多的冤假错案。鉴于历史教训，确立并认真遵循证据补强规则是完全必要的。

一般说来，对补强证据不要求其达到单独使法官确认犯罪事实的程度，但也不是仅仅要求对口供稍有支撑。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是要求补强证据大体上能独立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这是较高的要求;另一种是要求达到与供述一致，并能保证有罪供认的真实性，这是低限度要求。笔者认为，我国的补强规则，宜依第二种标准，即能够保证有罪供认的真实性即可。

口供补强规则在运用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共犯的口供能否互为补强证据，也就是说，凭共犯间一致的口供不需其他补强证据能否定案。对此各国有不同的实践和学说。在英美，一般要求对共犯的口供予以补强证明。但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共犯不论是否同案审理，其自白不属于“本人的自白”，不需要补强证据。这是将共犯口供区别于“本人自白”，对其不适用补强规则的主张。